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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我能选择不出生吗？不能，它从来都不是我们的第一个选择，却是一生最重要的选择。那么我能选择不要成为双胞胎吗？不能，在我出生前我不会知道自己是双胞胎。那么我能选择不要做姐姐吗？还是不能，于是我就这么被生下来了。也许我就被她早出生一点，我常常这样想。我性格向来倔强，说不定在娘胎里的时候就争强好胜，非要抢在前头不可。可这样的性格是我选择的吗？我仍旧不能确定，莫非只能说是命？

我不喜欢这样的解释。我有时候也会逃避，问题发生的时候我就这样告诉自己——接生的护士可能在我和妹妹出生不多久的时候就把我们给认错了，她是个不负责任的人，或者她那天思想碰巧开了一下小差，其实先出生的那个是我的妹妹而不是我。照这么想，事情同样可能是因为家人的疏忽而把我错当成了姐姐。双胞胎是很相像的，更何况是两个婴儿。

是从什么时候起我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姐姐的，我已经记不得了。可能并不是由于哪一天的哪件事情，而只是满满地被洗脑，被灌输了“我是姐姐”这条命令，及其附属条件也说不定。

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住在外婆家里的，我也已经不记得了。所以只好回忆说上小学以前，我是由外公外婆带大的。而妹妹则和奶奶、妈妈住在“自己家”里。爸爸去哪了，我不知道。在七岁之前的记忆里，是显有爸爸这个人物的。只知道他先前在青浦工作，每天与机械为伍，两周到一个月会来看我一次，带些小礼物。后来就留职停薪去了南方，应该是在广州深圳那一带，和朋友合伙做服装生意。

外婆家住在老式的石库门房子里，一共四口人，收音机不离手的外公、什么都爱养的外婆、至今未出嫁的三姨，和什么都不明白的我。

外公、外婆把客堂一栏二，在后面分割出了一间小室，放了一张床作为卧室。在我刚到这里的时候，这也是我的卧室。卧室里面很黑，和客堂之间隔了一块篓出个窗口的木板，木板漆成乳白色，时间一久便成了淡黄。木板上横着两块隔板，隔板上放着过时的化妆品，一瓶芭蕾牌的花露水，一支大红色的口红，一盒结块了的胭脂和一瓶粉红色盒子的胎盘膏。大人们不让我碰这些东西，说小孩要是化妆了会中毒而死。我承认我是怕死的，所以最多只敢在大人不在家的时候爬上椅子，把化妆品的盒子打开来闻一闻，却不敢往脸上擦。

阁楼上住的是我的三姨，那是她的画室，也是我白天常呆的地方。老虎窗下面摆着三个书架，书架上的书都是“禁书”。妈妈是特别关照过我绝对不许看的，但是我的阿姨却总是随便取下一本给我，叫我安静地看，不要打扰她的创作。那些所谓的“禁书”在现在看来不过是些画册而已。绝大多数是一些油画的女人体，也有少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男人体雕塑。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和其他人的身体长得不大一样的人名叫大卫，是三姨告诉我的，我一直记得很牢。记得那以后有一次爸爸带我和妹妹去公共浴室洗澡的时候，我看到了好多的大卫。我甚至还像老师一样对妹妹解释说，爸爸也是大卫。妹妹不知道什么是“大卫”，但是她很佩服我总是能说出一些她没有听到过的字眼，大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奠定了在妹妹心里的权威地位。

妹妹差不多每两周都会来外婆家一次，她是我的重要客人。招待她是我外婆的事情，五颗桂圆，两粒大白兔奶糖。我特别留意过，这数量和我每天能得到的一样，这让我觉得外婆是这个家里最公正的人。而零食后的消遣是我负责的事情。那时候我有一本配连环插图的《蓝色童话》，外婆是不认识字的，而外公并不喜欢给孩子讲故事，所以这本书里究竟是说了怎样的故事，我根本不知道。还好书里插图丰富，我就边看插图，边给妹妹口头编讲故事。她明显是被我编的故事给吸引了，还拿她自己的大白兔奶糖来讨好我，让我再讲一个给她听。于是，我就这样不厌其烦地讲完了一本《蓝色童话》，又讲了一本《红色童话》，一本《紫色童话》，一本《黄色童话》……

后来听大人们说，抓周岁的时候我抓了一本书，妹妹抓了一支笔。于是大人们都很看好得说以后家里要出两个大作家了。

为培养我们两个人的文学修养，家里的人没有少下功夫。那时候电台里每天都有“说书”节目，我每天的家庭作业就是在外公上居委会工作的时候认真得记下里面的情节，好在外公回来后向他复述。

外公很宠我，把家里刚粉刷完的墙壁让给我画画。爸爸不了解情况，为此打过我一顿。后来就被外公狠狠教训了，说他是“拿榔头的手”，打坏了孩子怎么办？那次以后，我猛然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因为爸爸是妹妹那边的人，她和妹妹住在“向阳南路”，而我是外公外婆家的人，我们住在“晓月里”。要是那时画画的人不是我，而是妹妹，爸爸一定不会出手打她。因为人们的胳膊肘总是向里拐，不会欺负“自己人”的。在意识到了不公正以后，我哭得很厉害，开始讨厌住在“向阳南路”的“家里人”。这其中包括爸爸、妈妈、妹妹和奶奶。

在“晓月里”住的时候我是不用上幼儿园的。每天都能和阿姨在一起，看书，画画，给自己编故事。但是妈妈认为孩子的启蒙教育很重要，一方面是因为能学到很多家里老人教不了的知识，另一方面可以培养人际交往能力。

于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她就把我带到了妹妹所在的幼儿园，骗我说那里有比家里多出无数倍的玩具和图书。我就这么上当了，跟着她去了。那会，妹妹已经在幼儿园呆过一段时间了。她把我带到她的班级，给我介绍这个小朋友，介绍那个小朋友。可我一个也不想认识，眼睛只是直勾勾地盯住橱里的拼装玩具。这里的一切和妈妈说的都不一样，唯一一样的就是这里真的有好多的玩具。家里的积木不够拼一间屋子，而这里的积木却够搭一座城堡！

“游玩时间”，老师把玩具平均分给我们四个组，每组六个人，我和妹妹在一组。我没有想到玩具被这么一分就会那么少。因为我是新来的，谁都不认识，谁都不和我说话，要进入他们的圈子就很难。积木一放上桌子就被一抢而空，我什么都没捞到。我看着妹妹，期望她能给我一点帮助。可是她似乎已经把我给忘记了，和她的小朋友们玩得起劲。我对她说我也想玩，她说那你就玩啊！我说我没有积木，她说你要学会和别人商量，商量好了，他们是会把玩具让给你的。可是怎么叫“商量”呢？我不知道。于是我爬到桌子上抢其他人的玩具，还把他们搭好的玩具给拆了。这引起了所有人的公愤，他们都涌过来打我，扯我的头发，拉我的衣服。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紧张地哇哇大哭。老师赶来了，拉开了我们。向在场的小朋友了解情况，包括我妹妹。妹妹仇视地看着我，好像我给她丢脸了，说是我先抢了别人手里的玩具，然后他们才打我的。是的，她说得没错，她是一个诚实公正的孩子，一点都没有因为我是她的姐姐而包庇我。老师对妹妹的公正很满意，让我多向她学习。然后就气急败坏地罚我站到角落去面壁。我至今依然记得角落里的窗帘，乳白色的底面，咖啡色的碎花，式样繁复，有消毒水的味道。风吹动窗帘，打在我的脸上，我却背着手，一动都不敢动，深怕又做错了什么。那时正是五、六月份的天气，在阳光干燥的气味里，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孤立无援。

之后无论是说什么，我都不愿意再去幼儿园了。阿姨就承担起了我的全部教育工作，可她从来都不在乎我的全面发展，想象画是必修课，捏泥人也是少不了的，唐诗宋词偶尔背几首，字怎么写并不知道，问她诗里讲的什么意思，她丢下一句“读书千遍，其意自现”就继续她手里的工作去了。可我一直觉得阿姨是最好的老师，她教的都是我想学的。只要我画得好，她就会称赞我，并且拿着我的画给更多的朋友和同事看，这样我就能得到更多的称赞。更关键的是，她身边的那些人都是学美术的——所谓的“专业人士”，他们称赞我，和妹妹的那些幼儿园老师称赞她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那几年，我在几乎所有的人面前炫耀着自己的作品，并且告诉他们，我立志成为第二个米莱斯。可是，没想到做画家的美梦却因为一幅医院里的壁画遭到了动摇。

那是一个要命的夜晚，我发着高烧去医院打针。阿姨陪在身边，我一开始昏昏欲睡，却被突如其来的一针扎得完全清醒过来。打针我倒并不怕，从来都得给妹妹做榜样的我知道该怎样忍住眼眶里的泪水。可这次不清楚打的是什么药水，疼得我眼泪直流。出了注射室，阿姨抱着我坐到长凳上，自己去给我取药了。我独自坐在那里，走廊里光线很暗，一个人都没有，我感觉到害怕，也就忘了疼痛。我注意到走廊的尽头换上了一幅新的壁画，之前绝对没有见过。该死的好奇心让我朝着那幅壁画走过去，只看见上面画的是一群白衣人，照经验判断应该是医生。我凑近一看，才发现病人的体腔大开着，医生的面色狰狞，手里的刀子正给他开肠破肚……我顿时吓得浑身发麻，忘记了喊叫，更是挪不动腿脚，只好这样直直地盯着，直到我阿姨过来抱住了我。我真的被吓到了，指着那个动刀的医生说不出话来。阿姨以为我问画上的那个人是谁，她低下头，看了看壁画下面的那行字，然后用全然不当回事的口气告诉我，“白求恩大夫在中国”。我记住了那个杀人魔鬼的名字——白求恩。并且一直到上了小学，学了白求恩的真实事迹后，我对他的印象还是无法完全改观——这个杀人魔鬼，被人画下了罪行。而在此之前，我以为绘画是只表现那些美丽的事物的。可是那次，却让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怖。

也不知道为什么，自那以后我竟然染上了讲鬼故事的癖好。妹妹就成了头号受害者

在“向阳南路”住的晚上，我便讲恐怖故事给她听。有一次，我给她编了一个关于“坎手鬼”的故事。故事讲“坎手鬼”没有手，他总是躲在黑暗之中，怕被人看到他丑陋的伤口。但是他很想能有一双手，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坎下别人的手，给自己按上去……妹妹听了这个故事以后非常害怕，紧紧得挨着我，说她想要去尿尿，我把她的尿都快要吓出来了。我嘲笑她，心里十分得意，我的故事成功了。没想到的是，她在这个时候却提出让我陪她去厕所，我顿时就懵了。还好通向厕所的走廊上有月光，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可是一打开厕所的门就不一样了，里面只有漆黑一片！本来是假的故事，却在黑暗中成了真。恐惧顿时滋生，我心里毛得很。深怕在我伸手开灯的那一刻“坎手鬼”突然出现，一刀就把我的手臂坎下来……我是姐姐，我必须向我的妹妹展现我的勇敢。心里这么想着，嘴上却说，你开灯呀！你怎么不开灯呢？妹妹倒是诚实，她说，我怕，姐姐你来开灯吧！我实在没有办法，停在厕所门口越来越怕。心里琢磨要是伸了右手，被砍了以后就不能再画画。可是左手上面有一个伤疤，已经不小心有了一个伤疤，我怎么可以再让我的左手担风险呢？矛盾着，还是伸了左手。

灯亮得太快了，我最猛烈的那一下心跳竟然是在灯亮了之后……还好什么都没有发生，妹妹奇怪地问我，“坎手鬼”是不是不要小孩的手？我想都没想就说，是。然后她又担心地问我，那么爸爸妈妈呢？是不是好人的手他也不砍？我也只好点头。

那天晚上上完厕所，妹妹就呼呼大睡起来。而我却一直睁着眼睛，盯住天花板上的一点亮光，心里反复想着——是不是小孩的手他都不砍？是不是好人的手他也不砍呢？

爸爸是在我们5岁的时候去深圳的。在那之前，他决定了一件事关重大的事情，就是送谁去学芭蕾，谁去学画画。

妹妹的幼儿园里来了几个舞蹈学校的老师，他们是来选苗子的，结果看中了我妹妹。几天以后由老师陪着找到了家里，又看中了我。芭蕾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就是觉得新奇，隐隐也有骄傲，毕竟是被挑出来的，他们说我们都是“好苗子”。为了说动我们一家，老师给了我们四张演出的票子，说是给孩子看看喜欢不喜欢，兴趣是最重要的。那天演出的剧目是《天鹅湖》。听到这个名字，我暗暗猜想《天鹅湖》讲的应该就是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不料看了才知道，原来那叫“美”。

演出以后，爸爸问我和妹妹想去跳芭蕾吗？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了“想”。但是爸爸却说，他的意见是送我妹妹去学芭蕾，她平时要比我活泼好动。而我之前就受了阿姨的熏陶，应该朝绘画方面发展。我对这个建议非常不满。什么叫做活泼好动？第一次看到我的叔叔阿姨们都夸我“文静”，夸我“艺术感觉良好”，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去学芭蕾呢？那场演出我没有看到哪个演员疯疯癫癫的，他们的表情严肃，肢体的律动和谐。没错，我当时便觉得“活泼好动”就类似于“疯疯颠颠”，而在剧院里，我明明感觉到的是一种——庄严和高尚！这种奇妙的感觉在召唤我，它想拉着我上升到剧院的顶层，我决不能就此妥协！我要跟随着这种从没有聆听过的音乐，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去，我必须成为一个芭蕾舞者，我也完全可以拥有那种“美”！

意见发生分歧之后，妹妹的决定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爸爸似乎并不希望家里的两个女孩都去学舞蹈。要是都学舞蹈，也别都选芭蕾。在决定兴趣爱好的方面，他严肃谨慎地就像是在为我们挑选职业。好像在做出了这个选择之后，我们就要凭这门技艺吃一辈子的饭似的。而妹妹，她明显是没有感觉到那种高尚力量的召唤，在我全力争取想成为一位舞者的时候，她却无意中占到了我本来并不想让出来的位置，然后郑重宣布打算去学画画。我觉得我被算计了，在美术上的绝对权威很快便要被妹妹所代替，而芭蕾则是扰乱我的大敌，一个以善意的面目出现的奸细。但是我不能食言，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比妹妹还要坚决，灵魂觉得被感召了，内心无比澎湃。爸爸表示如果我们都已经作出了选择就不许后悔，要对自己负责任。

差不多半个月以后，我就进入了舞蹈训练班。同时同地，妹妹也开始了她的学画生涯。只是不同的是，我坚持了两年就退缩了，而她却一直画到上了高中。

于是每个周六和周日我都要和妹妹呆在少年宫门口等妈妈来接我们，然后带我们一路逛着回家。经过淮海路，有一家有名的食品店叫“老大昌”，里面卖特别好吃的鲜奶油。妈妈总是给我们一人买一份，然后看着我们吃。店堂里面有一只高脚凳子，上面坐着带红袖章的保卫员。他是个很老的老头子，坐得高高在上，严肃地让人觉得他权力无限。这个权力无限的人似乎很喜欢我和我的妹妹。人们总是会对双胞胎怀有特殊的兴趣。每次看到我们两个，都要问一遍谁是姐姐，谁是妹妹，似乎永远都记不清楚。我不喜欢这个健忘的老保卫员，我猜想妹妹也不喜欢，我们对分不清我们之间谁是谁的人一概没有多大的耐心，甚至怀有敌意。但是，他却总是把我们抱到他的长脚凳上从下面看着我们吃鲜奶油，然后情不自禁地笑。要不是坐到了高处，我决不会发现他是个矮个老头，更不会看见他油光光的脑袋上布着稀疏的白发，而后脑勺的发丛里还有一个丑陋的伤疤。我觉得好笑，竟然意外看见了别人所看不见的东西。接着从此便爱上了身处高位的感觉，一心想掌控比别人更多的讯息。

这个老保卫员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但是我是如此地想说出他的秘密，包括他的矮个子，他的秃顶和他的伤疤……我有一种热切的想要揭露些什么的冲动，那种冲动就像是“恶毒”的雏形，只是苦于没有实施的机会。我一直掂量着他时常叫错我和妹妹名字的罪行是否足以成为揭露他的理由，但是显然不行，要是可以，我早就这样做了——混淆我和妹妹身份的人罪不可赦。

那一天很特别，特别在妈妈没有给我们买鲜奶油，而是买了块装饰着草莓的蛋糕。我不舍得吃草莓，我总是把最喜欢的留到最后面。妹妹也是一样。可是她是不彻底的，吃到一半她就会忍不住先尝一口草莓。但是她并不把它吃完，最后一口仍旧要把草莓当作回味。那次，我把草莓掉到地上了。妹妹比我还着急，想弯腰给我去捡，却把自己剩下的那一半草莓也给掉到了地上。我突然就冒了火，要不是我坐在这个高脚椅上，要不是椅子的稳定性有些问题，要不是眼前晃过了老保卫员的那块不为人知的可笑的伤疤，我不会失去我的草莓。但是我并没有这个勇气去报复他，也找不到合适的手段，只好在出了店门后突然愤慨地滔滔不绝地数落起那老保卫员的“种种不是”。一路上，没有人理睬我，谁都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更没有谁能证实我说的都是事实，我所注意到的那些东西对别人来说丝毫没有价值。妈妈用一句淡淡的“是吗”来回应我，而最让我失望的是妹妹，她竟怪我让她失去了半个草莓。

后来，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妹妹不知怎么的又提起了当天的事情。她说自那以后，她便养成了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先吃掉的习惯。仔细想了一想，我也是一样。只是我不明白，她怎么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经验教训呢？事情的重点应该是我对老保卫员的一顿揭发才对，我发现了别人发现不了的秘密，我有一双敏锐的眼睛！算了，旧事不想重提。说起来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过完年，爸爸就要去南方了。由于我们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见不到他，妈妈就把我接到了“向阳南路”住。记忆里的爸爸真是很少出现的，他忙，常常不能来看我。而妈妈来“晓月里”接我去“向阳南路”的时候，却总是看见爸爸靠再沙发上看电视，或者读报纸……这是因为忙吗？忙到不能来“晓月里”看我，却可以坐在桌子旁边陪妹妹玩着火柴游戏？我觉得这个爸爸是属于妹妹的，他的女儿只有妹妹一个人。而我在他的心里究竟算个什么？我不知道。可我确实也是他的女儿，他给我的笑容不比给妹妹的少，唯一缺失的是时间。他分给妹妹的时间太多，而挤出来给我的又太少。一切只因为他以为靠着自己和妈妈的力量，养不好两个孩子。于是就不负责任地把我寄养在了“晓月里”。

决定这样做的时候，大人们一定不会想到我——他们的大女儿，后来一直无法把“向阳南路”当作是自己的家，而是一个陌生的住处。

那年过年，两个表姐来这住了些天。我和她们一点不熟，一般也就在每年过年的时候会见到一面。在大人聊天的时候，姐姐们建议玩捉迷藏的游戏。我不知道捉迷藏是什么意思，我总是习惯和自己玩，没有加入过“弄堂游戏”，也没有上过幼儿园。她们都嘲笑我，把我拉过去，蒙上眼睛，在原地转圈，弄得我东倒西歪，找不着北……我并不是为了游戏而加入她们的，我只是害怕在她们玩的时候只身一人被排斥在外。我像一个摸瞎子的小丑一样，寻着她们发出的声响跌跌撞撞地摸索而去。我喜欢听见她们的笑声，她们笑的时候我也笑，我感受到了卑微的快乐，因为我在集体之中。身体撞到各种家具，但是并没有强烈地感受到疼痛。我什么都看不见，痛感在游戏中显得迟钝，而听觉和触觉却是异常灵敏。听不见声响的时候，我就这样遁入了一片黑暗之中，猛然发现这个家里充满了突出的硬物，而我却无法分辨它们都是什么。是桌子？是椅子？哪里是门？哪里是墙角？我都不知道。在这个陌生的空间里似乎除了我，并无他人的存在。我努力地在脑海中刻画着这个房间的样子——五斗橱旁边放着的是个大木箱子，箱子上面有个小小的彩色电视机。电视机对面应该是个柔软的沙发，在我右手边的位置。而我伸出手去，却摸到了一块冰冷的墙壁。这应该是那堵墙呢？我不知道，我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她们究竟躲到了哪里？我开始低声地问她们在哪里？问游戏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求求她们可以发出一点声音好让我确定她们的位置，或者休息一下换个人来代替我，或者干脆把我排除在这个集体之外吧！见鬼！我觉得压抑，我的眼睛看不见，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我唯一知道的游戏规则就是无论如何我都不可以偷看，不可以把蒙眼的布条给摘下来——直到游戏结束。可是什么时候游戏才能结束呢？按照规定，我要是抓不住她们，游戏就永远不会结束。我感到无望，对自己缺乏信心。时间拖得越久，便越不相信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捉到谁，不相信能以胜利者的姿态把游戏结束。于是我只好无力地在原地坐下来，坐在一片孤独的黑暗之中。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了一些零乱的笑声和脚步声。我知道她们是从房间外面跑进来的，我被耍弄了，我从来都没有被当成过集体的一员。然后我气急败坏地拉下了蒙眼的布条，拒绝继续游戏。

我的牺牲换来了游戏公正的契约。她们三个在接下来的游戏中约定谁都不可以走出这间屋子。而我却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她们，无动于衷地看着。再次被这个集体排斥在外，倒是轻松了不少。反而觉得她们才是小丑，是一群不自知的人。

第二天我便要求回到“晓月里”，那里才是我的家。可是没有人同意我的想法，他们把我“囚禁”了起来。

爸爸的离开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他去南方的第二天，妈妈便又把我送回了“晓月里”。那个晚上我睡得很香，阁楼上有熟悉的纸张的气味和油彩香。在模模糊糊地进入梦乡之前，我看见老虎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弄堂里的猫叫了一声，然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可是好日子没过多久，我便听到了阿姨要去日本的消息。

那天有一只鸽子从外面飞进了阁楼里，当我还没有看清这位突如其来的访客的时候，阿姨就已经迅速地关上了窗。阿姨问我想吃鸽子汤吗？我说我不知道鸽子吃起来会是怎样。她笑了，说要是家里有个笼子就把它养起来了，只可惜没有笼子。阿姨逮住了鸽子以后，就去了厨房。我跟着她，想知道她到底打算把鸽子怎样处理。我见过外婆杀鸡，直接在鸡脖子上拉上一刀，在碗里放血，好做血汤。但是阿姨杀鸽子的手法却很不相同——我看到她一手抓住鸽子的翅膀，一手捏住它的喙，并且堵住出气孔，让它窒息而死。我对阿姨说，我也想试一试。阿姨很意外，说小孩子的手还是不要沾上这血腥为好。但是我坚持了，她拗不过我，便将半死的鸽子转交给我。我学着阿姨的样子，决心将它置于死地。那是我第一次尝到了做刽子手的快乐。看着这样一个比我弱小的生命在我的手里一步步地走向死亡，神采在它的眼睛里渐渐隐去，它两腿僵直，翅膀也不再用力扑动，我知道它就要死了，而我却是如此兴奋……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松开了手，鸽子摔倒了地上。我以为它死了，但我心里倒期望它没有死。我蹲下来，用手去拨弄它，我渴望它能动一动，然后站起来，好让我把暴行再施一次……可它只是昂了一下头，最后又无力地倒了下去。我突然觉得恐惧，为我施下的暴行。

我不记得后来我吃过这碗鸽子汤。至于我是怎样地逃开了这顿晚饭，我也已经不记得了。可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后来阿姨向妈妈汇报了我的这项“罪行”，而后又把这“罪行”告诉了好些亲戚朋友。外婆甚至还用赞扬的口气说我长大以后或许可以去做外科医生，因为我是这样勇敢果断，一点没有其它孩子的怯懦与恐惧之心……

大人看问题的视角和孩子总是那么得不同。我不能缝上阿姨的嘴，命令她不许再大肆宣扬我恐怖的“罪行”。那样别人会怎么看我呢？一个嗜血的小恶魔？我处心积虑才建立起来的小天使形象被她整个砸碎。后来我恨不得赶快送她去日本，多年对她的仰慕被我一夕否定。

阿姨走后大约半年，我一直都躲在三层的阁楼里面，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我占有了阿姨留下的一切，画册、书籍、作画工具和一些完成了的，或者没有完成的画作……这让我觉得我一下子就拥有了全世界。间或唯一让我不爽的事情大概就是妹妹时不时地会来借走几本画册。而她根本无需经过我的同意，只要和外婆打声招呼便可以随便拿走。这让我猛然觉得其实并没有人认可我占有了这一切，这样以为的人只有我自己。要是我当时没有受到芭蕾艺术的诱惑，毅然坚守着美术的道路，这些美妙的画册会不会终有一天属于我？

这倒提醒了我关于芭蕾学习的事情。我学得很差，我讨厌和一大群人合作，讨厌成为集体的一员，讨厌做相同的动作，讨厌不被区别开来……于是就赖在家里，假装生病来逃避学习。妈妈为此先是很冒火，说我对自己的选择不负责任，说我三分钟热度，说我害怕吃苦。但是我告诉她，我是因为觉得和别人做一样的动作很愚蠢才拒绝继续学习的。妈妈感到费解，什么叫“和别人做一样的动作恨愚蠢”呢？我解释不清楚。慢慢的，妈妈也就放过我了。一方面因为要准备入学，另一方面妹妹学画成绩出色。反正她有两个女儿，只要有一个成功地替父母达成了愿望，另一个想做什么就随她去吧！——我这样安慰自己。

入学之前，我闹了一个叫所有大人都笑掉大牙的笑话，还包括妹妹在内。那时候电视里热播“白丽”美容香皂的广告——“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广告词对我很有诱惑力。那次在妈妈给我和妹妹洗澡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这句广告词，于是就一本正经地要求妈妈尽快买块“白丽”美容香皂给我。妈妈说家里刚换新香皂，为什么一定要用“白丽”牌呢？我严肃地向她解释道——我马上就要八岁了，那是该上小学的年纪。但要是我能用“白丽”香皂洗澡，我明年就能回到六岁，我就可以不用重新认识那么多的小朋友了……妈妈听后笑翻了，妹妹也是一样。当我明白了广告都是骗人的以后，我对世上人们的诚信度产生了深刻的质疑……